中国省级官员大换届变与不变有玄机

　　■张沐

　　作为3月初将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政协换届会议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集中在1月间对全国31个省、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行政领导和政协主席的换届改选结果。人们只要稍加观察，就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与组织干部路线调整的端倪。

　　在此次省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和政协的换届中，始自1月8日吉林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到1月31日江苏省和安徽省人代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和省长止，31个省、市、区完成换届选举而结束。 先后选举产生了31位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200位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1位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239位省级副省长、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31位省级政协主席，283位省级政协副主席。其中，在正职省级官员中，有15位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为新面孔，其余16位连任；有12位代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顺利“转正”，19位连任；有14位新政协主席，17位获连任。

　　本次省级行政领导的换届中，正职省级政府官员有6位少数民族干部。除了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西藏、新疆、广西、内蒙古和宁夏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分别由藏族的向巴平措、维吾尔族的努尔?白克力、壮族的马飙、蒙古族的杨晶和回族的王正伟被选举为自治区主席外，回族干部李成玉再次当选为河南省省长。再加上副省职官员，共有47位少数民族人士进入省级政府。至于正副政府官员的比例，有16个省保持“一正七副”的格局，10个省为“一正八副”格局，而北京、新疆和青海为“一正九副”格局，西藏则为“一正十四副”格局，惟独海南为“一正六副”的格局。应该说，行政领导职位有明显的减少，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是一种结构性减少”。

　　应该看到，各省、市、区的换届选举，呈现出中国政坛上“变”与“不变”的玄机。作为中共实行新体制的地方主要领导模式，是中共省市区委书记兼人大主任、二把手副书记主持政府工作。易言之，就是执政党直接主持立法、监督与行政领导。在本次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选举中，有24个省、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由省、市、区委书记兼任。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的省、市、区委书记的省份(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新疆)和西藏例外。而西藏在本次换届选举中，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列确连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根据各地公布的任职简历数据可以看出，至少有85位省级正副行政官员在不同时期曾担任共青团中央、团省委以及基层厂矿等组织工作过。其中有41位曾在团省委担任书记、副书记或在团中央机关任职过。有专家认为，共青团已成为培养省级乃至更高干部的重要管道，他们通常在年龄上比较年轻，在思想上比较活跃，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工作中有新思路，敢想，敢干，敢做。如果在团组织里证明有能力，当然可以拔擢他们到更加重要的岗位。

　　据统计，各省级人大和政协领导班子均有非中共人士担任副职。而省级政府除新疆外，其它省份均有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的副职领导，共计30人。其中，农工民主党成员2名，致公党成员5名，民盟成员5名，九三学社社员6名，民主促进会会员3名，民主建国会会员3名，无党派人士6名。这30人中，陈章良、程红、王随莲、谢茹、张平、谢庆生、洪捷序、郝远、姚爱兴、刘新乐、陈文华、郑继伟、赵雯、谢广祥等14位非中共人士是第一次当选。其中，著名反腐题材作家张平以民盟山西省委主委的身份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所有省级行政领导的平均年龄为52.4岁，其中非中共人士平均年龄50.3岁。在所有省级行政领导中，年龄最小的江西省副省长谢茹女士为非中共人士、经济学博士，年仅40岁。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认为，非中共人士担任省级副职政府领导，一方面是民主政治的需要，需要吸纳各方面优秀人才到政府任职。一般的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都要有在省里担任副省长的经历。

　　另方面，民主党派人才的培养也需要他们走向多个岗位，在参政议政时对情况能比较了解，他们一般都是由副地厅级直接提拔为副省级。其中的特例就是陈章良曾担任过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毫无疑问，中共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必定将推进多党合作的施政体制。在以往20多年来，至多除了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外，只有几名中共中委参与政协领导工作。而从已经公布的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除了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外，政治局委员王刚也进入该名单中，贾与王来主持全国政协，由此可看出中共进一步重视了政协的作用，也彰显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将会出现新的突破。据透露，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政协换届大会后，民主党派及其它非中共人士，会有更多的人进入中国政府担任部级正职乃至更高的领导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