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者

　　核心观点

　　“逢中必反”的固有心态影响了一些西方的媒体人和社会精英，使他们面对中国时失去了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对不同声音的宽容心。他们也因此陷入了与西方新闻自由信条相反的政治困境。 

　　

　　据德国媒体不久前的报道，德国之声到底免去了张丹红中文部副主任的职务。据说，还有一些德国作家联名向德国联邦议会写信，要求对德国之声中文部进行审查，并称张丹红是个“政治糊涂的记者”。西方的“政治挂帅”强烈震动了中国公众。张丹红无非是说了一些客观的话，但“新闻自由”的德国却容不下她的几句“异见”。看来，西方的“新闻自由”是一定要符合其“主流政治观”的。如若不符，那就只有开路走人。

　　从这段时间看，张丹红不是唯一孤立的个案。在今年8月初，德国另一家媒体体育信息通讯社解除了记者迪特·黑尼希的职务，媒体认为主要原因也是由于长期以来“明显亲华”。因为报道立场问题而遭到媒体的歧视和偏见，在整个新闻史的发展中其实并不少见。当年NBC的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彼得·阿内特因为声称“美国的战争计划已经失败”，就被扫地出门。但是因为亲华立场在西方媒体中遭到歧视或者被排挤的个案，2008年以来在德国媒体中倒是高调出现。我们不由得想，中国的发展到底触痛了一些德国媒体的什么敏感神经，以至于连他们宣扬的“言论自由”这样的招牌都要砸了。

　　言论自由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理想，人们希望以此捍卫每一个人自由和公开表达意见的权利。保护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是人类在走向进步的过程中政治文明的表现。但是，某些德国人如此高举政治大旗，倒是让我们看清了，言论自由其实并没有一套普世标准，它更像是一种相对权利，或者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西方媒体一再表白，希望通过对言论自由的争取，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平衡，并保护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但在运作过程中，有些媒体自身却无法摆脱与这一信条相反的政治困境。

　　众所周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言论自由被西方国家作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经常使用的武器。这种批评往往充斥了对中国政治制度、人权状态，甚至是历史文化的偏见。一些西方人用一种普世理想作为政治武器，攻击另一个国家的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种滥用西方话语优势的做法迟早要付出代价。

　　换句话说，一些人批评中国的出发点就错了。他们抨击中国时缺乏起码的善意，也操作得很不认真，根本不想或是不屑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无视中国从经济到政治以及人权领域的巨大进步，批评中国时信口开河，只要在西方听着顺耳就行了。这种“逢中必反”的心态影响了一些西方的媒体人和社会精英，使他们面对中国时失去了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对不同声音的宽容心。于是乎，批评中国，可以尽情自由；为中国说公道话，则要严厉追究。批评中国，没事实可以编造，小题可以大做；褒扬中国，有事实也不行。张丹红事件表现出来的就是类似的虚伪和霸道。

　　据说，张丹红事件中也有一些敌视中国政府的华裔政治流亡者在捣乱，他们四处活动，给德国之声施加了压力。这些因素或许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是，看看西方媒体及其知识精英在遭到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压力，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压力时，他们在保护“自己人”时表现出来的坚决，和在张丹红事件中的表现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容不下张丹红的一个话筒是目前德国新闻界相当普遍的感受。

　　一些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将言论自由作为对华的舆论武器，他们高高在上地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后知后觉”，他们能够站在人权的道德高地上，随意地指责中国。然而历史的车轮是在转动的，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不可能没有巨大的政治进步做支撑，也不可能不带来中国人权事业的快速发展。狭隘的恰恰是西方的一些知识精英，他们跳不出在中国问题上的固有思路。更糟糕的是，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转自《环球时报》2008年10月7日第十一版）

『 』